助理：“您好，我是滦平法……”

被告：“你别给我打电话了，我的案子多了去”

助理：“关于原告xx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需要向你送达相关的手续，您不方便自己取，提供个地址，给您邮寄送达”

被告：“我在外地工地干活，地址不确定”

助理：“实在不行，您的直系亲属能够替您取吗”

被告：“没人，没人管，行了”

嘟……

这是一段真实的通话，在办理一件民间借贷案件中我与当事人沟通的场景，而这只是众多次电话沟通的一小段节选，灰头土脸的开头，草草的结尾。

2022年1月的一天，我正在阅读一本卷宗，案情很简单，就是一桩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，证据相对充分，这就为调解提供了可能性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双方当事人只要都能到场，调解成功率至少能达到一半以上，所以我满心欢喜的联系了原被告，原告的态度也很好，非常配合工作，同意调解并让渡部分利息，但当联系被告后，就发生了上面的一幕对话，看到被告的态度，我便准备登门拜访，但经过几番调查，被告户籍地的工作人员表示该人常年不在其地居住。晚上在办公室整理卷宗，忽然想起了这个案子，便再次拨通了被告的电话，“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啊”，被告一开口我感觉好像拨错了电话似的，简单的询问后，被告似乎也不再那么强势，他说：“我在外地打工，白天工长就在身边，不能接电话”，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不是被告故意在搪塞，原来也是有难言之隐。

经过了几天的沟通，被告态度也来个360度的大转变，不仅积极和法院联系说明情况，就连不怎么用手机上网的他，也学会了用手机参加网上调解。因为在调解前做了较充分的工作，原被告的调解意见也基本成型，过程很顺利，被告也申请希望能够通过电子送达的方式送达调解书。最终，原被告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。

针对当前国内疫情的严峻形势，网上开庭成了连接不同地域当事人之间的桥梁，减少了当事人因到庭参加诉讼的行程，降低了疫情传播的风险，另外2021年12月民诉法的及时修正，让电子送达有了更强的法律支撑，节约了司法资源的同时，也为当事人提供了便利。